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相等，不管个别人的贡献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作劳动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所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各个经济公社，将在它们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销售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有所认识。”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对参加劳动的人数的考虑，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像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对于价值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来说，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作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灭或者说工资应该成为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的工资额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劳动6小时，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6个劳动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极其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像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上的权利要求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赞许和尊敬的表示……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摆在较高位置的工种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①融合起来，并如此令人感动地惦念未来杜林们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因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假定谁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么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为了生产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能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决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的同伴”。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财产形成……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劳动6小时，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6劳动小时的货币量，譬如说12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损耗、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100个从事劳动的成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1200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算，生产36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它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一天得到的12马克，或一年得到的3600马克。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在这个时期内，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么，它甚至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员去进行私人积累，从而破坏公社自身。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即加价，把它的年产品卖48万马克，而不是卖36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课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成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成员劳动6小时，公社付给他少于6小时劳动的产品，譬如说4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就是说，一天不是付12马克，而只付8马克，但是让商品的价格保持原来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12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实行的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①。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以金属货币为中介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决不是货币，决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中，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①因此，它可以为任何符号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帐簿中，在一方记下劳动小时，在另一方记下为此而领得的享受资料339。一句活，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劳动小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凭证，无论是一张废纸、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金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化了装的劳动券的职能，那么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薄记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簿记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劳动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预先把劳动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的实物交换；全部余额可以很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到其他公社帐上的办法来结清。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空，那么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都不能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债而隶属于其他公社）避免这样的命运，即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这种亏空。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决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然的本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货币。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货币，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一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8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凄惨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货币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货币。金钱没有臭味340。公社不知道宫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货币职能的全部条件。现在，一方面出现了贮藏货币的机会和动机，另一方面出现了借债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作为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为公社所接受，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类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现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当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由于贵金属的这种特性，在经济公社的单个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地、独立地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使积累的个人财富增殖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如果它真的能拼凑起来并维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产生金融巨头，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获救的道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宁愿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逃离公社。

在德国人对旧的社会主义普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含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要使欧文的劳动券被这样地滥用，就要假定它已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是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可是却想禁止它执行单纯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是假定发生了真正的滥用，而在杜林这里，是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固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看来，劳动券只是社会资源实现完全的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个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个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前进了一步，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发展阶段。相反，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妙处，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社林先生为了使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曾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劳动去从事合理幻想啊。①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地，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商品是在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也是社会的产品（但这不是有意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那么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不变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当作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类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50马克，那么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认，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以社会的方式计量的，而且被看作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像通常用劳动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换为中介来进行的，是相对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劳动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作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在商品本身面前独立化为货币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确认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认识的因素的唯一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有效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对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的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分子容量来加以比较；例如我们以0℃和760 毫米压力下的1公升气体为单位，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自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还原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为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最恰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分之一或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通过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相对地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于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1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000劳动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①插手其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这二者之间出现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交换虽然成立却实现不了商品的真实的价值。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某种最全面地表现生产者受自身产品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终支配自身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村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社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6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最恰当的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劳动小时和另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的穷富程度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这些人把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为了使未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些人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根据这种观点，流动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应当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有的情形。流动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的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也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各种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活动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在他的威武的桑乔·潘萨——阿伯拉罕·恩斯的跟随下，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的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