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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声: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发布时间:2013-05-09 18:45:39发布人:张贞云 作者:佚名 编辑:本站编辑 来源:海南医学院 浏览次数: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一部宏伟巨著,是一部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著作。这不仅从它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探索中把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上得到充分反映,而且还从它的创作过程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的紧密联系方面得到充分反映。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资本论》的创作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的,它经历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定、理论体系的构建,最后明确为写作《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过程。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虽然马克思对哲学的研究先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是说,唯物史观的创立就先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大学期间主修法律,研究兴趣是历史和哲学,特别是哲学。当时,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在对哲学的研究中虽然始终把哲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不断寻求唯物史观的创立,但是,马克思当时在对哲学的研究中并未创立唯物史观。1843 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可以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的过程。

  1842 年 4 月到 1843 年 3 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了有关林木盗窃事件、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以及德国摩塞尔河地区酿造葡萄酒的农民贫困破产问题,需要他为农民的物质利益辩护,需要他去探索物质利益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涵,这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1843 年 3 月,马克思退出社会舞台回到书房。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中搞清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是理性的表现,是一种现实的理念,市民社会是由这种现实的理念产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在研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做了大量的笔记,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了与黑格尔相反的结论。1843 年 10—12 月,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作了回顾: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显然,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为理解“市民社会”,进而理解包括国家和法的关系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出发点,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出发点。马克思在解决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后,打算进一步去解剖市民社会。这不仅成为他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出发点,而且这些研究也成为马克思能够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可见,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马克思就把唯物史观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 1843 年 10 月开始,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到 1845 年 1 月,马克思离开巴黎时,已写了 7 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被统称为《巴黎笔记》。1849 年 8 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到 1853 年底,马克思写了包括 24 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统称为《伦敦笔记》。这一研究过程既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创作做研究准备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创立并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它既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所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最初理论探索,因而它体现了马克思把哲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解剖。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异化劳动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产生的前提和结果则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3〕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意味着他已将研究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中,并以人的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但是,马克思当时还正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劳动价值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使他还未能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

  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到《哲学的贫困》的完成,其间经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果说1844 年 9—11 月完成的《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的阐述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唯物史观还处于形成的前夜,那么,在 1846 年 5 月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就已通过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和清算,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生产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初步概括。他们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对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的意识形态性质、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作了分析。显然,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源于他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研究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点,在 1847 年上半年马克思写成的《哲学的贫困》和 1848 年 8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阐述和发挥。《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的论战性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强调“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经济范畴和它们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必然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必然”等的论述更是贯穿和渗透着唯物史观的思想。

  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其1843 年以来的理论研究结晶。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这些研究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形成,而且也标志着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合,说明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成为唯物史观创立和运用的证明材料。根据这部手稿的内容,马克思随后不久就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运用唯物史观专门对商品和货币问题作出了详尽而系统的探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通过阐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6〕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这一阐述中已达到了高度统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使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又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科学性;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也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二、唯物史观的运用与《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

  马克思步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资本论》创作过程的重要前奏。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使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研究中,逐步明确了《资本论》的研究任务,《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整体拓展的重要方面。

  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来看,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作出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想。这个构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的联系”上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7)“整体的联系”就是把单独的批判性部分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要搞清楚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劳动、资本、地产、垄断、竞争、货币等范畴及各范畴之间的本质联系,就必须从异化劳动范畴出发,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推导出私有财产范畴,再借助这两个范畴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按马克思当时的理解,异化劳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异化劳动范畴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8),就是说,异化劳动是其他一切范畴的一般的、潜在的本质规定;二是因为异化劳动表现为人们经验所能感觉到的现实存在,是实际存在的“一个国民经济事实”(9)。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映的是马克思不完全成熟的思想相适应,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这个最初构想也是不成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为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首先表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五篇结构计划”的设计上。1856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估计在新的危机之后必将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为了迎接危机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打算在革命到来之前就能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以便能够用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的知识去武装工人阶级。基于此想法,马克思开始通宵达旦地对他1843年到1856年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后来,危机之后并没有爆发马克思所预计的革命,但是,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仅仅一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在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这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著名的“五篇结构计划”。这就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0)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五篇结构计划”既表现为经济范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表现为一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上升到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既反映了经济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也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贯穿体系始终。

  其次表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公开宣布的“六册结构计划”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后,马克思打算分册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59年6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他的“六册结构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1)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六册结构计划”的设计,其一表现了“六册结构计划”的内在逻辑联系: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三个基本的条件和主要的经济关系,或者说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对三方面内容分别作出详尽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然后,再进一步去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去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其二反映了“六册结构计划”以“五篇结构计划”为基础并对其作了两个重要修改:一是把“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囊括在“六册结构计划”的第一册资本中;二是“六册结构计划”对“五篇结构计划”的第二篇作了扩展,把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扩展为三册的内容。在“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本一般;二是竞争(许多资本);三是信用;四是股份资本。资本一般中又主要包括商品和货币的内容,没有对资本部分的内容作出探讨。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商品和货币的内容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而资本部分的内容,马克思打算把它们写成第二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对商品和货币问题所作的详尽而系统的探讨,使马克思对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了更加深刻而丰富的发展,并在该分册的“序言”中作了完备而经典的表述。

  第三,表现在《资本论》“四卷结构”上。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六册结构计划”到《资本论》的“四卷结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同样是唯物史观的运用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即在家中给几十个经过挑选的工人讲解政治经济学,希望使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尽早地为工人阶级所掌握。同时,马克思也着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从1861年8月开始,马克思开始按计划写作。马克思在编写《资本章》的写作提纲中,明确地把《资本章》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三个部分,以及以理论史为主要内容的第四部分。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并不是论“资本”的小册子,而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近1400页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先计划写作的内容。这部手稿现在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六册结构计划”作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改动:一是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把原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标题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资本论》只包含“六册结构计划”中《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三章“资本”的内容。二是把准备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的部分分为三篇: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篇“资本和利润”。从1863年8月到1865年底,马克思开始正式以《资本论》为标题进行写作。他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在研究大量经济学文献和技术文献,以及收集大量的统计资料、议会文件、工业中的童工劳动和工人生活状况的官方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了有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一系列手稿。在写作手稿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计划,即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卷理论史。这样“六册结构计划”中《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就转变为《资本论》的“四卷结构”。《资本论》“四卷结构”是在“六册结构计划”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一直是把“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以后各篇以及第一册《资本》以后的其他各册,作为《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看待的。但是,《资本论》“四卷结构”对资本本质规定性的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五篇结构计划”到“六册结构计划”,再到《资本论》“四卷结构”,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基本上反映了唯物史观的运用过程,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拓展过程。

  三、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与《资本论》创作的前提

  马克思从研究政治经济学到研究《资本论》,确定研究对象和方法是重要前提。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首先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起来,力图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剖析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实际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性质。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唯物史观的创立才使马克思逐步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认识到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研究对象主要作了两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分析。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物质生产都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也即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即都表现为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式,以适合人们某种需要的过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但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又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同自然界进行斗争。(12)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总是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分配是社会产品分归社会或国家、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它包括作为生产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品的分配。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活动或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它包括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以及一般产品和商品的交换。消费是人们使用物质资料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3)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言,生产消费作为生产要素的耗费,与生产是同一的;在个人消费上则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创造出消费的物质对象、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创造出消费的动力。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消费再生产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生产过程结果的产品在消费中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的需要,在观念上提供了生产的对象,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机。就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而言,作为生产前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生产,在产品分配上,生产决定分配;在分配方式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参与生产的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参与分配的方式。产品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促进或延缓生产的发展。就生产和交换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与直接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与产品和商品的交换之间的关系。生产决定着交换的性质,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交换发展的程度。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就是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用于交换的产品的需求就会增长,这些产品的生产活动也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4)。

  第二,对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关系,国家形式、法的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是“非原生”,或者“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关系。物质生产决定艺术生产的发展,决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等等。但是,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排除艺术和文学这样一些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独立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表现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一旦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还没有在旧的社会形态中成熟以前,也是不会产生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础。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涵日益清晰。1865年初,马克思在写作《论蒲鲁东》一文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15)。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最后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他明确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6)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社会结构必然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是以劳动者和它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为既定出发点,来研究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怎样结合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的问题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形式相结合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资本论》所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特殊结合的性质。因此,《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的生产关系。

  与研究对象相关,《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资本论》的方法正是唯物史观的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强调的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研究一种关系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矛盾的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对商品内部矛盾的分析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进而揭示出这些矛盾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还和它正相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它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外界存在的东西都是观念的产物。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则在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质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肯定的理解中,也同时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现实经济运动的方法,也即运用经济范畴、概念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在《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抽象是起点,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则是结果,是在简单的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和复杂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抽象上升到具体则是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7)《资本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从平均利润上升到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等逻辑过程的考察,就是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充分体现。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是《资本论》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研究方法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在占有大量的经济生活实际资料基础上,运用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经济过程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后通过抽象的规定去把握思维中的具体。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研究方法中的前一个“具体”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感性的具体,而后一个“具体”则是对前一个“具体”的螺旋式上升,它意味着人们在思维中掌握了具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9)因此,叙述是把研究的结果用一定的方法在理论上再现出来,即抽象上升到具体。这里的“抽象”作为起点,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则是在简单的经济范畴的转化过程中展开的经济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实质表现为经济范畴之间简单规定性与复杂规定性的转换关系。正是这种经济范畴由简单规定性上升到复杂规定性的过程,体现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以及以《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正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运用。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化;唯物史观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使马克思在《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中逐步明确了研究对象,并把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放到了社会矛盾运动的整体中。《资本论》的方法更是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运用。

  注释:

  (1)(6)(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1、588页。

  (2)(3)(4)(5)(7)(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177,544,602、603,111,167,164页。

  (10)(12)(13)(14)(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3、5-9、23、23、2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16)(18)(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21-22页。

  来源:《学术界》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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